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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赵薇事件,互联网时代的“叫魂”

    2016-07-19   作者:   来源:http://www.ftchinese.com/story/001068506#adchannelID=1100   次阅读

    1786年,清朝弘乾隆年间,有一位叫计兆美的人在杭州行乞,却在某个深夜里,因为口音不同引起了当地人的注意,先被一大帮人围住殴打一顿,押到衙门,又要拷打。计兆美屈打成招,只好说自己就是来“叫魂”的:他用两张符纸咒死了两个小孩——小孩的名字是他胡编的。结果,新的一轮拷问开始了,县官要求他供出是哪里得了这些符咒,又是谁在指使他“叫魂”的……

    当时,浙江地区的妖术恐慌已持继了一段时间。虽然各种各样的“妖术”几乎都没能确凿地审出来的,但最终,案情汇总到了乾隆皇帝那里,引起了统治者对那些游离在统治秩序之外的人们的恐慌:担心他们剪人发辫的“妖术”,会破坏“国家制度”(满清的剃发制度),更担心会引起谋乱。于是,朝廷把“妖术”作为一项重点来追查。

    这个故事来自于孔飞力的《叫魂》。之所以想到这本旧书,是因为最近明星赵薇深陷舆论漩涡,而牵涉的事件竟然与某种妖术有关(不了解情况的人,可以搜一下“万惠”)。

    就是说,赵薇曾陷害某网站的负责人吴乐水及其妻子万惠,并曾给粉丝孩子取名“吴乐水”,“将自己害死的人的名字送给了粉丝的孩子”,是希望其死后永世不能翻身。虽然后来赵薇一方发声明称根本不认识吴乐水和万惠,也有网友查出此事的时间节点处处错误,纯属子虚乌有。不过那不是重点。重点在于,赵薇在新片里启用了一个被视为“台独”的艺人。虽然该艺人在声明他不是“台独”,而且他演出过的多部片子一直都可以在大陆公映,赵薇的新片也通过了备案;赵薇甚至已撤换了这位男主角,都不能平息争议。赵薇因此被揭发:她和马云是共济会成员,能量通天,“资本操纵”,连团中央的微博都敢删,并控制了热搜榜,背后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。


    事情发展到这里,便是对智商的羞辱了。有人说,原来赵薇发动了土耳其政变来掩饰自己的恶行,原来赵薇安排了今天早上太阳五点钟的升起,原来赵薇是三体的破壁人,原来赵薇是想破坏神盾局的九头蛇……而且,凡是替赵薇说话的所谓“大V”,都受到了无差别的人身攻击。还有人列出了一个收钱洗白赵薇的“名人榜”,连首富之子王思聪也榜上有名。

    这种以“爱国”为名号衍生的攻击行为,实在令人无法消受。除了个别起到诱导和组织作用的大型组织、某些商业机构和营销号之外,很多参与攻击的个体,都是真诚的,是担忧赵薇背后的“通天势力”的。他们在攻击他人时不仅理直气壮、正义在身,而且真的相信邪恶力量很大,并为此忧心忡忡。

    这种恐慌,与十八世纪时的“叫魂”妖术流行何其相似。只不过,这一次的“妖术”,并非“万惠事件”或“共济会”,而是“资本控制”这种具有现代表征的玩意儿:看,居然能把团中央都黑掉了,让团中央可怜巴巴地“求不删”,还把网友的微博评论和点赞都删掉,还能发动那么多各种“大V”为其洗白。进而,她背后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角力,这实在是太可怕了!

    问题是,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,删帖禁言封号不是很日常的一件事吗?哪天不删成千上万条微博,封无数个号,怎么就没人惊诧了呢?怎么有个明星删了攻击她的帖子(况且微博官方也出来辟谣了)就觉得世界末日了呢?

    说到底,他们担心的不是“资本控制”,而是被“不爱国的资本的控制”(虽然这不是真的。而且,赵薇参加过国宴,习近平还曾把她推荐给韩国总统)。今天人们所恐惧的并不是“妖术”“共济会”,甚至不是“资本控制”,而是“不爱国”。辟谣是没有用的,十八世纪末的哪一次的“叫魂”妖术哪一次是真的?恐慌还不是照样越闹越大。

    问题是,任何人,无论贵贱都可以指称别人为叫魂犯。《叫魂》一书中深刻地指出:“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,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。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,每个人,无论恶棍或良善,都可以取而用之。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,以‘叫魂’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。”

    实际上,不管中西方,在非文明时代里,常会有某些罪名,非常好用,只要抬出这种罪名,不需证据可以打倒对方;它是悬在所有人头顶上的剑,是公众的恐惧之源。而这种恐慌,并不是你们以为的由愚昧的民众自发形成、扩散开来的;其实,它是上层社会根据政治目的,自上而下发起的:它想让你看到什么信息,你就相信什么信息。

    比如在十七世纪的欧洲,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下,“女巫”就是一个非常便利的罪名,他们可以用敦促女性“供认”出审讯者想听到的最变态的性刺激行为,捉巫事业让律师、法官、牧师和审讯者没有失业之虞,雷米十五年之内处决了九百个女巫,三百年间,至少有六万多人被以行巫术的名义处决——惟一的困难是如何尽量多地找到和杀掉女巫。(埃克·伯科威茨《性审判史》)


   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:既有十一世纪时,欧洲基督教会会炮制或散播诸如犹太人用基督徒进行血祭的诽谤、犹太人指使别人投毒的谣传;也有十九世纪中后期,中国指斥洋人教堂拐骗小孩、并且用小孩的内脏器官制造药物、吃小孩的心肝等传言;更有“文革”时随手指谁谁就是走资派、资本家、工贼、反革命等等的全民癫狂。

    其实,各个社会层面的目的是不一样的。乾隆皇帝追查“妖术”,是想通过事件来加强对官僚体系的控制,并清查民间的“异见”;各级官员对“妖术”调查的积极配合,是想瞒上欺下求得自保或获利;民间对“妖术”的恐惧,则是信息掌握不全之下的盲目。出发点不同,却殊途同归。“妖术”恐慌,从来都不是民间自发的。而发自内心地担忧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被一个女明星分裂,排队对明星及其同情者进行辱骂,这种浩浩荡荡的爱国方式,也不会是民间自发的,否则早就被第一时间被屏蔽了。

    我们很难解释,是否在我们的世界里,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,又是对每一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。因为没有真正的道德准则,明知一种东西(比如权力)是非道德的、不合理的,但因为有用,我们就拣来用;但想丢弃的时候,那种东西已经被别人非道德地施行在我们自己身上了。

    我们常常想象着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,我们能有幸占据主导权,成为社会的施害方;殊不知,我们很可能是那个受害者。这就是协从不正义的代价。

    《叫魂》一书对乾隆时代的总结是:“中国的帝国制度本身是否已达到了非使‘政治罪’成为政治生活一部分不可的地步?”检讨一下,我们现在是这样了吗?

    我希望,它永远不会成真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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